未成年犯罪之我見

作者簡介：喬治：金融證券犯罪辯護（廣東瀛雙律師事務所）

刑罰是通過刑事定罪的污名效應來制止犯罪的。然而，污名是一種消散很快的稀缺資源。如果個體實施的行為很少遭到人們的譴責，且大多數人都會實施這樣的行為，那麼國家就不能有效地使他們蒙上污名。而隨着刑事責任適用範圍的擴大，污名效應將被消耗殆盡，最終亦會導致威懾力被侵蝕。

——道格拉斯·胡薩克

對於青少年犯罪問題，與其關注是否定罪，不如將視角轉移至如何處罰，豐富現有的懲罰機制，以非刑事處罰的方式，重塑未成年人的價值觀，達到懲罰與教育的有機統一。

青少年犯罪，不僅是我們國家頭痛的問題，在域外，同樣也是刑事法律適用的難題。例如，我們的鄰國日本，也因此設立了《少年法》（注：雖然設立的初衷並非懲罰少年犯罪，也是伴隨着少年犯罪率的提高，逐漸將側重方向從保護向懲罰移轉）。

法律從來不是一元的，或者從一定意義上講，法律的評價維度從來都是多元的。

刑事法律從條文上講，其主要作用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權。”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從法律人的角度講，所謂的“懲罰犯罪，保護人權”具體到司法實踐中，就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定罪當然包含宣告無罪）。換個角度講，就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為評價之後，對其施加相應的處罰。

從學理上講，犯罪的表現就是行為，而刑事責任年齡並不屬於符合性與違法性的構成要件要素，當行為人的行為滿足刑法分則規定的構成要件要素，且沒有違法阻卻事由的情況下，就已經滿足了犯罪的犯罪的評價標準。而刑事責任年齡屬於責任要素，未達到法定責任年齡，只是影響行為人是否應當受到刑事處罰，與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無關。

翻譯成一般用語就是：年齡的大小不影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而是決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被追究刑事責任。

法律是講究層次與邏輯的，既然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無法實現對未成年人實現定罪的情況下，那為什麼換個角度，將思考的中心放在這些被免除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被告人，後續非刑事處罰措施該如何推進？如何豐富非刑事處罰機制？等問題上呢？

從大方向看，刑罰的適用，不是為了處罰的處罰，而是為了使已經犯罪的人幡然悔悟，使尚未犯罪的人消除心中犯罪的想法。

我們國家之所以設立《未成年人保護法》，在刑事犯罪中，摻雜法定責任年齡，主要是也是因為未成年人具有心理矯正的空間，希望通過以緩和的方式，達到處罰與教育之間的平衡。

但是，因為沒有相應配套的犯罪後的教育制度，就導致目前少年犯罪走向放任不管的極端，而現在又想通過增加天平另一端，即“處罰”，通過簡單粗暴的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加重對未成年人的刑事處罰，妄圖達到處罰與教育的平衡，顯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從長遠看，與其單純的強調年齡大小的問題，倒不如考慮設立未成年人犯罪教育制度，對於未成年人犯罪，在區分情節的基礎上，經過法院審判的前提下，在判決書中明確，分別交由少管、觀察所等部門執行限制自由的處罰措施，在限制自由期間，由專業的心理醫生治療，經考察無社會危害性後，再次重新迴歸社會。

當然，制度的設定，並非天馬行空，三言兩語就能解決問題，而是要經過實證考察可行性後，實際投入成本後，方可收穫實效。

人們往往寄希望於刑法承擔過多的社會職能，通過刑法改變強弱主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力量懸殊。但是靠刑法解決社會問題，與其説是社會問題刑法化，倒不如説是刑法的過度社會化。對於未成年人犯罪問題，與其通過刑事定罪、處罰，倒不如以非刑事處罰的方式，重塑未成年人的價值觀，真正實現刑法的目的。

刑事辯護其實也是另外一種別樣的戰場，只不過在這場戰鬥中，面對的是國家實權機關，而在這場戰鬥中，如果露出絲毫的膽怯與怯懦，只會將自己以及自己的盟友當事人，推向牢獄的深淵。

因此，就是要不停地戰鬥、戰鬥、不停地戰鬥！

——喬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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