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賠320萬！強拆還當政績宣傳 - 兩年起伏終定乾坤

2018年，某縣對當地工廠環保問題進行了整治，部分環保不達標的企業都將面臨整改，當地某船舶廠就位列停工停產名單中。

配合到位的船舶廠主動停工，卻遭到當地各方政府輪番上門，以在規定時間內拆除有獎勵為由，逼迫船舶廠和其他企業一樣，自行拆除。

談及賠償問題時，政府部門卻互相推諉，無視程序，拒絕給船舶廠提供評估報告，除了政策上明文規定的獎勵20萬元，不願意給任何補償。

船舶廠廠長一籌莫展，於是託人四處打聽，找律師在處理行政領域問題上有大量經驗，便特意趕往合肥諮詢。

在接待過程中，律師根據過往經驗，建議船舶廠採用法律途徑維權，否則難保當地政府不會採取強拆措施。

船舶廠廠長卻覺得事情還有迴旋餘地，沒有采納律師的建議，繼續與當地政府協商。

然而沒過多久，當地政府真的找來拆遷隊，將船舶廠強制拆除。

不僅如此，政府還找來了當地媒體進行報道，強拆結束後在政府官網上刊登文章，顛倒黑白，將強拆行為渲染成該船舶廠響應號召的自行拆除以躲避責任。

山窮水盡的船舶廠廠長想起了當初律師的建議，悔不則已，於是再度找到兩位律師，委託處理此案。

強拆案件有兩難：固定強拆主體難，尋找強拆證據難。

偏偏這起案件中，強拆過程還長達一週，這就意味着政府負責人不會天天出現在強拆現場，即便船舶廠一方拍照錄音，留下的也可能是外包拆除隊的身影，並不能作為指控政府的證據使用。

為了解決這兩個難題，兩位律師兩地往返，開始了艱難的取證。

兩位律師先是來到船舶廠舊址，指導其負責人尋找證人證詞，固定證據，積極向法院申請調查令，充分補充證據。

船舶廠負責人向律師提供了幾段協商時的音頻，音頻中前來對接的政府官員多次提到船舶廠如果不進行拆除，政府將採取強拆措施。

調查令下發到手後，兩位律師的動作推進的更加迅速，蒐集相關案例與司法解釋，調取政府部門限期拆除的各項通知。

在提起訴訟時，卻迎來了一個難題：控告縣級政府必須在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但當地政府卻強烈要求在縣一級法院提起訴訟——這樣就無法將某縣政府作為強拆主體之一告上法庭。

反覆推敲，最終還是認為某縣政府在這起強拆案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本着對當事人負責的態度，將某縣政府和另外兩處政府部門作為強拆主體，向當地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

訴訟遞交的同時，律師借力打力，將某縣政府用於對外宣傳的新聞稿和報道作為呈堂公證，提交至法院。

而在代理詞思路上，律師也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做了一番調整。

當地政府不承認強拆，認為船舶廠系自行拆除，卻不提供任何證據，兩位律師結合自己對行政領域多年的鑽研，反其道而行之，用法理倒退定案結果，完成了一場邏輯嚴密的庭審發言。

根據提交的錄音證據，事前某縣政府相關工作人員曾多次親自到該船舶廠與負責人談話，談話內容的核心從一開始的勸誡船舶廠主動拆除，到後期演變成恐嚇、威脅。

特別是在船舶廠負責人表示要依照程序看到相關評估報告後，當地政府工作人員更是屢次提出讓其不要管評估報告的事，甚至放言“一句話就可以強拆了”，足見其有強烈的強拆意願。

在強拆過程中，當地政府邀請電視台進行宣傳報道，事後發表相關文章在政府網站宣傳，從行動上無一不顯示了政府與此次強拆的直接相關性。

根據舉證分配原則的規定，結合過往案例，在無法排除強拆可能性，同時政府方面無法提出證據證明涉案船舶廠系自行拆除的情況下，應當認定政府一方對此次強拆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理應賠償。

儘管代理詞邏輯嚴謹，法理嚴明，一審法庭卻無視我方遞交的證據，判決我方敗訴。

遭遇敗訴後，兩位律師立刻向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遞交二審申請，省高院經過書面審查後，以案件認定事實不清為由駁回了一審裁定，將案件發回重審。

或許是省高院沒有開庭就駁回判決的行為讓某縣政府感受到了壓力，某縣政府主動發出邀請，希望可以通過調解解決問題。

在的陪同下，船舶廠廠長與某縣政府進行協商，最終，雙方達成賠償協議，船舶廠獲得了共計320萬元的賠償款。

當地與該船舶廠遭遇相似的，不止一家企業，但大部分企業都選擇屈服——在沒有拿到評估報告的情況下，被迫接受強拆或是自行拆除，只拿到20萬元“獎勵”。

又或者是在強拆過程中暴力對抗，兩敗俱傷不説，後期還會因為暴力行為喪失行政訴訟的先機。

船舶廠之所以能夠維權成功，除了委託專業律師，更是因為負責人嚴守底線，堅信法律能證其身，鳴其冤。

有時最簡單的道理，往往最容易忘記，有些人在委託律師後，仍然盯的仔細，生怕律師忘記幫自己主張更多，卻忘記了，“相信”本身，就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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