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一起涉嫌幫助信息網絡活動犯罪案不起訴心得
幫助信息網絡活動犯罪（以下簡稱“幫信罪”）是2015年11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名，主要指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託管、網絡存儲、通信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的犯罪行為，是電信網絡的“幫兇”。2019年11月，最高檢聯合最高法出台《關於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了幫助信息網絡活動犯罪定罪量刑標準和有關司法認定問題。
筆者近期辦理的一起幫信罪是從2022年3月份開始接受委託，歷時5個多月的團隊付出，案件終於取得了滿意的結果，現僅就筆者在本案的辦案歷程作出分享，望與各位同行互相交流。
案情簡介
仁某在2020年註冊了一家網絡服務科技公司，後將公司的對公賬户提供給“某某詐騙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用以轉移詐騙資金，涉案金額約五百萬元，公安以仁某涉嫌幫助信息網絡活動犯罪而立案偵查。
本案件因被害人報警而案發，仁某於3月17日被電話傳喚到案，同月18日被執行刑事拘留，因疫情原因，隔離在某縣隔離所。
筆者接受委託後，因疫情原因不能會見，便積極和辦案民警進行溝通，瞭解到本案案發的原因。辯護人認為，既然有被害人，那何不換一個角度？從被害人入手，後與辦案民警溝通，在仁某家屬的同意下，積極向對方表明希望主動賠償的態度，最終在辦案單位、當地居委會的見證下，達成一致意見，被害人同意諒解。
在報捕階段，辯護律師結合取得被害人諒解這一點入手，向檢察院提交不予批捕律師意見，最終檢察院經過全案分析，結合仁某的認罪、悔罪等態度，採納辯護人的觀點，以仁某無社會危險性，不批准逮捕。最終，本案在八月份由某縣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書。
辯護律師意見
通過筆者團隊對全案卷宗以及結合仁某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研判，一致認為本案要想取得有效辯護的前提是，在仁某認罪認罰的基礎上希望爭取最大的利益化。筆者就本案的利與弊、是與非積極與仁某及其家屬進行溝通，最終在仁某同意認罪認罰的前提下，向檢察院提出以下幾方面的意見：
1.仁某案涉賬户替人轉賬流水500餘萬元，並不準確
（1）500餘萬元流水涉嫌重複計算的問題。幫信罪中的流水計算不應該按照日常生活中的計算方式，如入賬250萬元，即流水就應該是250萬元，而不應該將同筆款項出賬的流水一併計算在內。
（2）案涉500餘萬元流水，僅有部分流水系通過仁某賬户。經過團隊仔細對對賬涉案流水的逐一分析，流水顯示僅有被害人的100餘萬元通過仁某的賬户流轉，其他流水均屬無法查證的情形，根據存疑有利於行為人原則，則不應將該筆流水計入仁某的犯罪數額。
（3）仁某系一定程度上的“受害人”。仁某是在疫情肆虐，經濟困難的前提下，通過他人的介紹無意走上幫助他人犯罪的行為，只為賺取蠅頭小利。在事情的進展中，仁某發現並非如自己當初所想的那麼簡單，當即便想拿回屬於自己的公司U盾和其他涉案材料，但因為上游的欺騙而導致未能完成，所以才造就後續仁某的賬户上有如此多的流水數額。
2.無情節嚴重的後果
仁某積極反思自己的行為，通過其家屬代為賠償，取得被害人諒解，化解社會矛盾。
3.案涉犯罪時間短，仁某系初犯偶犯，無任何違法所得。
不起訴觀點
本院認為，任某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的行為，但犯罪情節輕微，具有認罪認罰、賠償被害人並得到諒解情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任某不起訴。
心得體會
即為律師，必定受人之事、終人之託。自以定位刑事辯護為專業方向以來，尤其身處認罪認罰大環境的時代，要想達到無罪辯護的效果非常困難，那有效辯護就顯得尤為重要。要想達初衷的效果，就要為所動，尤其跟主辦機關的溝通就顯得非常重要。鑑於在本案中的溝通，筆者就所思所想進行如下概括：
（1）及時溝通、有效溝通。接受當事人委託後，要第一時間與主辦民警就本案的事實和所涉罪名進行有效溝通，根據所瞭解的信息及時瞭解案件情況，以助於後期提交初步的律師意見。
（2）及時通過其他渠道有效獲取案件信息。疫情當下，會見尤為苦難，當不能及時會見，那麼獲取的信息渠道就比較難以掌握，當然除了通過民警瞭解，還可以就案發前是否有其他流水行為、查詢銀行賬户等一系列蛛絲馬跡來予以進行分析。
（3）時刻關注案件走向，瞭解報捕與批捕期限。刑事案件拘留期最長為37天，批准逮捕期間就顯得至關重要，雖説只有短短7天時間，這段時間辯護律師也要有所動，可以通過前期蒐集的信息，向檢察院瞭解批捕主辦檢察官，並進行口頭與書面上的溝通，就案件存疑以及有利點進行整理，提交書面不予批捕律師意見。
（4）類案檢索，説服主辦檢察官。偵查終結後，案件進入檢察院，辯護律師第一時間閲卷，與團隊積極合作，尋找出案卷對仁某利與弊的信息。並結合前期工作，積極檢索該省與本案類似的犯罪情形、金額等相似的不起訴決定文書，形成初步的辯護意見，將檢索案例一併提交給主辦檢察官，予以釋法説理。另一側面也可以給辦案檢察官提供方向，間接也能影響辦案檢察官的心證。
結語
近年來，特別是2020年10月“斷卡”行動以來，最高檢發佈的起訴罪名中，幫信罪已然躍至前三。在涉兩卡犯罪中，要想無罪尤其困難，但因該罪呈現出數量多，取證困難的境況，這時候尋找最有利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策略，不失為良計。
總而言之，案件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偵查階段就要奠定基礎。司法實踐中，如果想要取得不起訴或者緩刑結果，基本上都離不開案件在偵查期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已經處於取保候審和非羈押狀態。唯有這樣，司法機關的壓力也會減小，在證據確實、充分的前提下，罪與非罪已然無爭，對於量刑就會結合眾多因素予以考量，再經過律師的介入、溝通，檢察院也會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予以鬆動。
同時，在大辯護策略的環境下，律師介入案件已經不應再侷限於就案論案，在案件事實證據本身固定的前提下，不光要立足於案件事實本身，也要跳出案件本身，考慮整個案件的影響力。從而縱觀全案，來尋找有利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點，比如在有被害人的前提下，除了取得被害人諒解，還可以跟主辦機關提出如，本案社會矛盾已經緩和，不會激發新的矛盾，苛責輕緩刑罰不會引起社會其他矛盾等等觀點。這樣主辦機關的壓力也會減小，更有利於案件取得滿意的效果。換言之，律師辦案除了就案論案外，還應換位思考，從政治、社會等多方面來予以考量，提出觀點。
做刑事辯護律師不僅可以感受到人生百態，還能體會到一份好的結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家屬的意義和價值，此種心情不言而喻。當然，筆者也唯有繼續不段努力提高專業水平，不斷朝着專業化方向邁進，方能實現一名專業刑事辯護律師的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
綜上，本案能夠作出不起訴決定，除了團隊付出的努力，也有案件本身的特點，更有主辦機關的擔當，諸多因素缺一不可，才有了目前大家都比較滿意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