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對犯罪既遂的處罰是怎樣的？

一、刑法對犯罪既遂的處罰是怎樣的?

刑法對犯罪既遂一般會被判處三年左右的有期徒刑，各國刑法均未再專門規定既遂犯的特殊處罰原則，而是按照刑法總則的一般量刑原則和刑法分則各具體犯罪的法定刑對其適用。我國刑法和刑法理論也是這種主張。對行為符合犯罪既遂特徵的既遂犯，我國刑法要求根據其所犯的罪，在考慮刑法總則一般量刑原則的指導和約束的基礎上，直接按照刑法分則具體犯罪條文規定的法定刑幅度處罰。

二、犯罪既遂刑事違法

(一)、法定犯罪與事實犯罪的功能區分及其對“犯罪目的實現説”重新定位的意義。

1、法定犯罪與事實犯罪的功能區分，以及法治刑法對刑事立法的要求。

法定犯罪與事實犯罪是從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兩個不同角度而對犯罪概念所作的區分。所謂法定犯罪是指已經立法者價值評判而上升為法律明文規定的犯罪;事實犯罪是指具有實質危害性但尚未進入立法者視野的行為，是待犯罪化的行為或者準犯罪。理想的法治刑法要求法定犯罪與事實犯罪相一致，這是在總體上對刑事立法的要求。體現在犯罪形態上，就是要求法律所確定的犯罪形態與行為的發展樣態相一致。

2、事實犯罪的發展狀態及其對犯罪形態確立的指導意義。

行為的發展狀態，又可以分為行為人主觀的發展狀態和行為客觀的發展狀態。在行為人而言，最佳的結果是客觀的發展狀態與主觀的發展狀態相一致。所以，立法者在確立犯罪形態時需要綜合考慮行為人主觀的希望以及行為客觀上的發展狀態，也就是説立法者那裏的犯罪既遂形態是指犯罪發展到了這樣一種狀態：它首先是行為人所追求的發展狀態;其次是行為的性質所決定的客觀上可能達致的狀態。概括而言，犯罪既遂就是行為人所追求的、行為性質所決定的發展狀態的出現。從主客觀相一致的角度出發，就是行為人的行為目的在客觀上已經實現。

3、犯罪故意在犯罪構成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犯罪目的實現説”的重新定位。

立法者的任務是參酌實際並結合刑事政策的考慮，確立明確的犯罪構成。“犯罪構成作為一種法律規定與理論命題，是在對各種犯罪事實加以抽象與概括的基礎上形成的”。就犯罪既遂而言，就是要確立犯罪既遂需要具備哪些要素。前已論述，犯罪既遂是犯罪構成要件要素的齊備，而在這些要素中，我們應當充分關注行為人主觀方面的要素，任何行為、行為的結果都是外化了的行為人意志。而且在犯罪構成中，犯罪故意是統領一切其他要件要素的核心要件;可以這樣説，犯罪是“不法的意圖”的實現，犯罪構成的主觀要件在犯罪構成中有代表犯罪本質的作用。在故意犯罪中，這種“不法的意圖”正是犯罪目的，犯罪行為正是在行為人犯罪目的的指引和控制之下而進行的，而犯罪既遂就是行為人犯罪目的的實現。所以，在立法層面上來説，行為既遂就是行為人目的的實現，在立法時，如果撇開刑事政策的考慮，那麼犯罪既遂就是犯罪目的的實現。

(二)、刑事政策的考慮及其對“犯罪目的實現説”的補強。

1、刑事政策在立法上的指導作用。

刑法是對犯罪的發動，正是通過對犯罪的打擊來證明刑法的正確性和權威性。既然是作為犯罪的抗制措施而存在，那麼在實際上就不可能撇開刑事政策的考慮。在廣泛的抗制犯罪的國家措施中，只有涉及刑法體系的，才可以稱為刑事政策。所以，刑事政策的概念是指“國家運用刑法體系，有效而且合理對抗犯罪的政策。所謂刑法體系，包括刑事實體法、刑事程序法與犯罪矯治法”。刑事政策的研究或實踐，必然有價值選擇的成分;然而這樣的價值選擇又必須以刑法的實然規定為基礎，刑事政策不能是司法者超越法律的藉口，而只能是立法者的立法依據。“沒有刑法的刑事政策，必將淪為常識的刑事政策。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信手拈來一則防止犯罪的對策，不管這個對策是不是刑法上已經有充分規定，也不管即興提出的對策能否融入我們的體系井然的刑法秩序當中”。所以，刑事政策對於刑事立法才具有意義;其在立法上的總體要求就是：合理而有效。

2、刑事政策對於確立犯罪既遂標準的指導意義。

刑事政策對於刑事立法的要求，當然對確立犯罪既遂的標準具有同樣的指導作用。第一，確立的犯罪既遂標準必須合理。所謂合理，首先是指法律的規定要和事實相符，就是指犯罪既遂應當儘可能地與行為既遂相吻合，而行為既遂就是行為人目的的實現，相應地，在立法上，犯罪既遂就是犯罪人的犯罪目的的實現。第二，作為犯罪的抗制措施，還必須考慮這種抗制的有效性。單純地依犯罪目的的實現來確定犯罪的既遂，我們會發現對於某些犯罪一旦既遂就沒有進行法律抗制(最終表現為刑法抗制)的可能，比如一些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一旦犯罪既遂，國家的性質都有可能改變，法律的有效性更是岌岌可危。所以，對於這類犯罪就應當將刑法的防衞線提前，相應地也要提前其既遂標準。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犯罪既遂也是一種違法行為，不管此種行為是否給其他的民事主體造成危害，該實施犯罪行為的民事主體都會被判處有期徒刑，若是對他人的人身造成了侵害，導致其需要住院治療等，還需要支付一定數額的賠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