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小孩落户口需要準生證嗎

基於親子關係的特殊情感聯繫和家庭共同生活狀態，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撫養雖是強制義務，但絕大多數情形是父母自覺自願地履行其義務為結果，法律和社會公力無須過多幹預或介入。然而，這並不排除現實生活中少數人自私自利，生而不養，公然背離作為父母應承擔的道義責任和法律義務。在此情形下，則必須動用社會公力，強制父母履行撫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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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一個爭議焦點

對於該103號房屋的所有權人黎某龍在偵查階段提交的授權委託書，意在追認該房屋買賣合同的效力。究竟合同的效力是否是判斷罪與非罪的標準，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合同在被追認後，便成為有效合同，就不存在合同詐騙罪的問題，而應按一般合同糾紛處理;一種意見是不應以合同的效力來判斷被告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有效合同亦可以構成合同詐騙罪。筆者持第二種意見。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的“合同”是詐騙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法，也是構成本罪的特徵。在合同詐騙犯罪中，合同既可以是無效合同，也可以是有效合同，合同的效力不是區分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的標準。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合同詐騙罪作如下規定：即只要是以非法佔有為目的，且符合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幾種構成合同詐騙罪的情形，數額較大的，就應該認定構成了合同詐騙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後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這是刑法規定的合同詐騙罪。

現就本案進行分析。首先，“非法佔有”是合同詐騙罪行為人應當具有的犯罪目的。經查，本案中被告人黎某妤以已被吊銷的單位的名義與被害人簽訂協議，且隱瞞了該房屋的房產證已被押給了第三人的事實，在收到被害人的預付款後很快揮霍花光，期間又以各種名義向被害人索要錢款，亦花完，卻未按約定辦理任何房屋過户手續。在被害人知曉房產證已被押給第三人等事實後，便要求返回所交現金。被告人黎某妤為逃避被害人，將手機停機，斷絕與被害人的聯繫。被告人黎某妤將被害人繳納的房款肆意揮霍，直至案發仍無法歸還，且又有改變聯繫方式、逃避被害人的“逃匿”行為，應當認定為被告人黎某妤系“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其次，被告人黎某妤在簽訂和履行協議過程中，存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第(一)項規定的行為：以已被吊銷的單位的名義與被害人簽訂協議;及第(四)項規定的行為：收受被害人繳納的房款後揮霍完畢，並與被害人中斷聯繫，系典型“逃匿”行為。根據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被告人黎某妤的主觀目的及客觀行為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可見，合同是否有效，不是判斷該罪的標準，而應該以刑法所規定的該罪的構成要件來判斷罪與非罪。且從本案來看，黎某龍在偵查階段補充的授權委託書是在案發後，是一種事後行為，不影響對被告人黎某妤先前已經實施的犯罪行為的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