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非法集資的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非法集資的界定
我國金融法律並不要求所有的融資活動都必須經過批准。《證券法》第10條第1款僅要求“公開發行證券，必須經過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核准”。《商業銀行法》第11條也僅僅規定“未經國務院銀行監督管理機構批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吸收公眾存款等商業銀行業務”。甚至作為非法集資最主要罪名的“吸收存款罪”，也規定的是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罪。因此，公開、公眾就成為界定非法集資活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但對於公開性的界定，我國立法和司法機關都一直採取了一種讓人誤導的表述，以“特定”或者“不特定對象”作為是否涉及公眾的核心界定要素。《解釋》仍然沿用了這一標準，在第1條第1款規定“向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作為認定非法集資的條件。不過也許是考慮到這一標準的模糊性，該條還增加了另一項必要條件，即“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這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下面分別討論。
第一個問題是：以宣傳方式作為界定非法集資的必要條件，縮小了非法集資的範圍。以公開宣傳手段開展非法集資活動，無疑涉及到了社會公眾。但反過來推導，認為非法集資的公開性就一定具備公開宣傳方式，則並不成立。實踐中，固然有很多采用各種公開宣傳手段的非法集資活動，但也有很多在地下通過熟人口口相傳的集資安排，後者如各類非法傳銷活動。實際上，在最近熱議的浙江東陽吳英案中，被告人吳英以集資詐騙罪被一審判處死刑，但一審法院認定吳英所直接集資的對象不過11人，吳英也並沒有採取公開宣傳的方式去集資，而是以這11人作為“集資管道”。[39]
公開宣傳只是認定非法集資公開性的一種輔助手段或者充分條件，但不是必要條件。有之，則必具有公開性，無之，則未必具有公開性。這一點在《證券法》第10條對證券公開發行的界定中表現的特別明顯。該條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為公開發行：(一)向不特定對象發行證券的;(二)向特定對象發行證券累計超過二百人的;……”同時，該條第3款又規定：“非公開發行證券，不得采用廣告、公開勸誘和變相公開方式”。可見，《證券法》在界定公開發行時，並未將宣傳方式作為必要條件，而是作為並列的補充條件。
非法集資在中國社會中一直都有，花樣百出、層出不窮，讓人防不勝防。而且這種活動還特別具有殺熟的特點，一般都是親人朋友之間傳播，導致警惕性降低，從而這個現象屢禁不止。更多時候都是抓住了老百姓貪便宜的心理，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很容易被現場氛圍所帶動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