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區律師事務所解析——一文了解訊問筆錄

訊問筆錄是刑事案件八大證據種類之一，而對於偵查機關而言，訊問筆錄是查清楚案件事實最直接、最便捷的證據。因此，在刑事案件中，偵查機關往往更加側重對訊問筆錄的收集，以此，理清案件的來龍去脈，並根據法律規定，確定案件是否構成犯罪，若構成犯罪，是構成什麼類型的犯罪。

陳先生因為涉嫌詐騙罪被抓，陳先生的訊問筆錄內容，可能關係到他案件的走向，究竟是無罪，還是有罪？若無罪，無罪的有利條件是哪一些，不利的條件又有哪一些？若有罪，究竟是構成什麼罪名？究竟是輕罪，還是重罪？有利的條件有哪一些，不利的條件又有哪一些？等等一系列疑問需要解決。

當然，符合客觀事實的訊問筆錄很重要，而違背客觀事實的訊問筆錄內容，需警惕。若主觀上，陳先生並不知道該行為屬於詐騙行為，對於事後才知道的行為卻供述事前或者事中就已經知道，並且在訊問筆錄中進行了明確，那之後的麻煩將會接踵而至。

第一種假設情形：陳先生在訊問筆錄中，一味否定自己主觀不知道該行為屬於違法犯罪，但是同案犯其他人員都做了有罪供述，並且有罪供述較為穩定，其他在案的客觀證據也能證明陳先生參與其中，陳先生的境遇還是挺麻煩的。

在訊問筆錄中，並不是一味否認沒有詐騙罪的主觀犯意，就能百分之一百能規避刑事法律風險。當訊問筆錄中，積極否定有主觀犯意，站在刑事辯護的角度而言，就要從客觀證據入手。畢竟，訊問筆錄僅為言辭證據，其證據的證明力較為薄弱，而此時，偵查機關為了推翻其口供，則會側重於收集更多有罪的客觀證據，以此佐證其口供是在詭辯。

根據刑事訴訟法：“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之規定，如果客觀證據能證明陳先生構成犯罪，且證據確實、充分的，即使陳先生在訊問筆錄中一味否認無罪，也難以讓陳先生無罪。

第二種假設情形：在某虛擬幣投資平台詐騙案件中，偵查機關收集了涉案人員的手機微信，並通過刑偵手段對手機微信羣中的信息進行了還原、恢復以及提取後，證實陳先生僅僅是一般的羣員，並不是羣主，也不是羣管理員，陳先生雖然參與了微信羣討論，並且深信該虛擬幣平台是很好的投資平台，並以轉介紹、收取一定比例介紹費的方式，介紹了多名朋友投資到該虛擬幣投資平台；同時，陳先生自己也有投資到虛擬幣投資平台；虛擬幣投資平台暴雷後，陳先生因為收取介紹費，被偵查機關以詐騙罪的共犯刑事拘留。

1.陳先生主觀上是否明知該虛擬幣投資平台為虛假的投資平台

陳先生並不是該虛擬幣投資平台的工作人員，而是在遭受矇騙的情況下，加入了虛擬幣投資微信羣，並且在投資微信羣的羣聊中，對於該虛擬幣投資平台的真實性深信不疑，為了賺取介紹費，推薦身邊的多名朋友加入到虛擬幣投資平台。

顯然，陳先生主觀上並不知道該虛擬幣投資平台為假，要不然，他也不會自己投錢進平台，且有虧損的現象。

陳先生介紹多名身邊的朋友投錢進虛擬幣平台，雖然具有賺取介紹費的想法和行為，但是，該行為是建立在自認為真實投資的基礎之上。

對於陳先生的訊問筆錄內容，首先要確定其主觀上不具有詐騙罪的犯意，以及不具有與他人共謀實施詐騙的主觀故意。否則，存在較大的刑事法律風險。

2.虛擬幣投資平台是被人為操縱的假平台，能否理解為陳先生參與了假平台的操縱？

作為虛擬幣投資平台，平台數據是通過獨立的服務器、IP、模擬處理的數據及相關源碼組成。而平台是由互聯網公司搭建，創設了固有的後台，平台管理員通過註冊的賬號、密碼登陸後台，管理投資者的姓名、聯繫電話、投資金額等投資信息，有權對虛擬幣漲跌數據進行修改，若具有上述欣慰，能説明該平台為假。

如果虛擬幣投資平台的管理員，有權對虛擬幣的漲跌進行人為操控，以此達到讓客户盈利或者虧損的目的。而該操縱行為令客户虧損，是實現非法獲利的目的，該獲利目的就是非法佔有的目的。

陳先生作為虛擬幣投資平台的使用者之一，是平台的客户。他們操作平台，並對平台數據進行修改的行為，不能與陳先生的行為等同。兩者之間，是不同性質的兩個行為。

因此，虛擬幣投資平台的管理員通過操作後台數據的方式，致使客户虧損的過程，與陳先生獲得介紹費之間，不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係。

3.朋友投資虧損，陳先生收取的介紹費，能否認定為非法佔有？

陳先生在主觀不明知該虛擬幣投資平台為假的前提之下，收取的介紹費，應理解為民事法律關係的居間服務費；同時，陳先生真金白銀投資到該虛擬幣投資平台，該虛擬幣投資平台的漲跌並不是陳先生所為，該虛假平台的管理者及使用者，並不是陳先生。陳先生僅是投資平台眾多投資者之一。

陳先生的居間介紹行為，使得多名朋友參與平台投資；但是，多名朋友投資的虧損，並不是陳先生所為；多名朋友投資虧損，是由於平台被人為因素操縱後導致的結果；另外，即使虛擬幣投資平台為真，陳先生介紹多名朋友投資到虛擬幣投資平台，同樣存在虧損的風險；何況，陳先生也有投資到虛擬幣平台，同樣虧損；因此，陳先生收取介紹費的行為，與朋友投資虧損的行為之間，並不是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係，所以，陳先生收取介紹費的行為，並不是詐騙罪中的非法佔有。

因此，在第二種假設條件成立的前提下，陳先生在訊問筆錄中，否定主觀上明知及具有共謀故意，是陳先生無罪的合法“避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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